報告顯示，醫生不再愿意接待醫藥代表，醫藥代表的必要性在降低。

多數醫生，不愿接待醫藥代表

據“醫藥代表”消息，醫藥行業調查和咨詢公司DRG 近日發布了最新的數字化時代藥企和醫生互動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出兩個新的趨勢，一是醫生和醫藥代表的互動在減少，二是醫生獲取藥品信息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

有國內醫藥代表指出，這一變化趨勢和國內一致。

調查顯示，與去年的數據相比，今年，醫生親自接待醫藥代表的比例從67%下降到 54%——受訪醫生表示，主要原因在于接診患者壓力增大、電子病歷的維護以及其他行政事務上的時間增加，導致可以接待醫藥代表的時間減少。

另據報告，在過去半年內沒有和醫藥代表溝通的醫生數量在增加，整體來說，這一數字從去年的24% 上升到今年的 39%。

不僅接待醫藥代表的拜訪在下降，而且醫生也沒有更多去選擇遠程方式（如電話或E-mail）和藥企溝通——有推論指出，這和醫藥代表的拜訪不力有關。

醫藥代表的必要性降低

另據一些受訪醫生表示，影響醫藥代表拜訪的另一個原因是——越來越多的醫生喜歡自己在網絡檢索信息，他們通過網上自行尋找信息，來了解目前已上市的藥品信息。

而且，藥企的藥物信息專業網站在逐漸獲得醫生的信任，接近一半的受訪醫生（49%）表示，他們僅向醫藥代表提問那些在網絡上檢索不到的信息。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藥企產品的不同生命周期，醫生對于醫藥代表的需求也不同，隨著新產品上市的時間拉長，醫藥代表的被需求度在降低。

報告顯示，在FDA 批準后的第一年，醫生比較喜歡做產品交流，對于新上市的這些藥品和生物制品，56% 的醫生希望醫藥代表能夠分享有關適應癥、指南和樣品的信息。

在上市一年之后，醫生的關注點轉移到樣品和患者資源上，隨著產品進入成熟期，醫生對產品信息的興趣會越來越低，并優先考慮來自制藥公司的增值服務，比如患者資源和財務支持。

從另一個維度看，新產品在上市之初，是藥企需要迫切占領市場的關鍵期，這一時期，藥企對于業務能力強的醫藥代表有極強的需求，而隨著一個產品領域的飽和和相對穩定，醫藥代表可以發揮的空間也就相應減少——這也是不少資深藥代都鼓勵醫藥代表往腫瘤藥、生物藥領域流動的重要原因。

從上面兩點內容可以看到，在信息爆炸的互聯網時代，如果一個醫藥代表推廣的不是剛上市的新產品，他的可替代性在不斷變高——在可替代性的背后，是醫藥代表明顯高企的離職率和越來越大的業績壓力。

據醫蟹早前的統計數據，60%的藥代有轉型想法，44%的藥代正在為轉型做準備。

政策倒逼醫藥代表裸泳

在2013年之后，雖然醫藥代表也面臨合規和業績的壓力，但是近兩年的從業環境變動，對于醫藥代表是史無前例的。

一是，隨著4+7的全面推開，成熟仿制藥市場的營銷空間幾乎被擠壓殆盡，這些產品的市場推廣，拼的不再是醫藥代表的業務能力（在國家相關部門看來，里面存在大量灰色操作）而是對于生產成本和原料藥的掌控力。

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在成功擴面之后，大概率會進入到擴產品的階段，在臨床上使用量大的成熟仿制藥都將面臨營銷費用被大幅擠壓的局面——這背后的邏輯是，這些成熟的仿制藥，是不需要市場營銷的，自然也是不需要醫藥代表的，這一推論結果，長遠來看，或將對醫藥代表形成重擊。

醫改明星，福建省醫保局原局長詹積富就曾公開表示，降藥價必須要“圍剿”醫藥代表，讓醫生不能再有拿回扣的機會，同時，要讓醫生不想、不敢再去拿回扣。

二是，在國家衛健委主導下，全國三級公立醫院都面臨績效考核，隨著藥費指標、合理用藥、處方點評等標準的落地，醫生、醫院受營銷驅動，大處方、濫開藥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三是，DRGs付費在全國30個試點城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邯鄲市、山西省臨汾市、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市、遼寧省沈陽市、吉林省吉林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上海市、江蘇省無錫市、浙江省金華市、安徽省合肥市、福建省南平市、江西省上饒市、山東省青島市、河南省安陽市、湖北省武漢市、湖南省湘潭市、廣東省佛山市、廣西壯族自治區梧州市、海南省儋州市、重慶市、四川省攀枝花市、貴州省六盤水市、云南省昆明市、陜西省西安市、甘肅省慶陽市、青海省西寧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指定烏魯木齊市，推廣。

業內不少專家均認為按病組打包付費，結余留用、合理分擔，將倒逼醫生、醫院，少開藥，開物美價廉的藥，把靠營銷驅動的藥品驅逐出醫院——屆時，只會做營銷和維護客情的醫藥代表將難以開展工作，甚至被淘汰。

一方面，在政策洪流之下，進行灰色操作的醫藥代表被大量沖刷；另一方面，隨著信息的發達和技術手段的進步，醫藥代表真正的作用——介紹產品信息，收集藥品不良反應，幫助醫生正確使用藥品等，也在被其他手段替代。

有醫藥代表表示，2015年入行，好像一年難過一年。